采访手记
去见聂华苓女士之前，已细读过她的新书《三生影像》（三联书店2008年6月出版）。书中文字与照片将她大半个世纪的人生勾勒出来，有颠沛有安稳，有伤恸亦有欣喜，家国思绪与亲情爱情交织缠绕，跨越万水千山，绵延几十年，传奇般丰富而精彩。“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树叶在爱荷华”，她中写的这四句“序”或许最能概括她的人生。

采访约在清华大学一栋宁静、别致的二层小楼。当天暑热袭人，我额上带着汗径直上二楼，门开处是聂华苓热情和善的笑容，室内无日晒，一下子凉爽起来。她前一天从美国抵京，时差尚未调整好，但看上去神采奕奕。黑眼影，瘦削的身材，黑地白花连衣裙，加上不时发出的爽朗笑声，实在不像八十几岁的人。

她很健谈，反应敏锐。说起前尘往事，那些消散在时光中的故人，特别是聊到由她1967年发起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谈及她的Paul Engle，目光中就满是激情和温暖。她的故事太多，多到不仅一下午的采访无法尽述，怕是厚厚一本《三生影像》也写不完。

采访过后的星期六，聂华苓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见到十几位曾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邵燕祥、莫言、李锐来了，苏童、毕飞宇和迟子建坐了一夜火车也赶来了，为的是给她一个惊喜。他们都曾领略爱荷华的美丽风景，品尝过聂华苓的丰盛家宴，近距离感受到这位至情至性女子的人格魅力。那些年，在爱荷华窗外看得到青山和小鹿的家里，聂华苓就这样做着迎来送往的文学女主人。

“国际写作计划”是一颗硕果

记得在80年代，有一次董秀玉（记者注：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跟我女儿蓝蓝说，你妈妈应该写一本自传。那时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写自传还不是时候。那些年，回到内地我是海外华人，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爱荷华我是中国人，我到底是哪里人？连自己也搞不清楚。

2003年，我把一生的记忆一篇一篇写出来，就是《三生三世》，写完之后我突然发现了答案，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是我对自己人生记忆的总结，也是对我经历的20世纪的总结。隔了几年，我在《三生三世》基础上又补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文章，这些文章融在全书的每个部分，另外我还选了284张老照片，一一写了图注，并非简单的“某年某月摄于哪里”之类，虽然我尽可能写得简洁，但仍然包含很多信息。这些内容就构成了《三生影像》。

我在书里写“我是一棵树”，我和Engle做的“国际写作计划”就是我的果实。从当年我在爱荷华河上那艘小船上产生这个想法到现在，已有一千二百多位来自全世界的作家到爱荷华参与这个计划，其中包括一百多位华人作家（记者注：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及其他海外华人作家）。

1964年，我受Engle邀请去爱荷华参加他主持的“作家工作坊”。在那里，我的身份是个外国作家，此外还有几位印度、阿富汗和菲律宾的作家。那时我就觉得虽然我们都是从事文学创作，但跟美国作家还是很不同。于是我就想创立一个特别计划，邀请美国之外世界各地的优秀作家前来交流、创作。这些作家来自伊朗、印度、日本、南非等亚非国家，也有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的，还有（前）苏联的。爱尔兰的希尼、土耳其的帕慕克、日本的吉增刚造、波兰的米沃什等，都来过爱荷华。

说到邀请作家的标准，当然要邀请最好的作家。有人留意到我们邀请的作家名单，说我们爱邀请“问题作家”，其实这是误会。我们更多是看作家的作品来定，（前）苏联、捷克、罗马尼亚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非常棒，但由于某些原因不容于当时的政府，书被禁，甚至挨整、坐牢。他们首先是“好作家”，而不是“问题作家”。

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计划创立到现在，中国作家的获邀数量最多，每年邀请的中国作家也大多是我提名。计划实施的第一年（1967年）邀请了12位作家，其中就包括台湾诗人痖弦。后来，香港的戴天、台湾的柏杨、陈映真、吴晟、张大春等作家纷纷来到爱荷华。等到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萧乾成为我们第一个邀请的内地作家，后来的丁玲、汪曾祺、阿城、张贤亮以及再后来的残雪、苏童、西川、余华等，基本涵盖大陆不同年代的重要作家。最近邀请的华人作家是台湾的骆以军和香港的潘国灵。

一直以来，“国际写作计划”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问题。邀请作家的经费主要是Paul Engle募集而来，也有一些外国作家是由本国政府或文化基金会资助前来，曾有台湾作家来爱荷华是由《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提供经费。虽然困难重重，但Engle和我不停想办法，比如从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美国企业家那里募集一些钱。后来，邀请内地作家的经费，也有我和爱荷华大学的几位教授自己凑的。所幸，这个计划进行这么多年从未中断过。

我是1988年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的，原因是Engle年纪大了，我想多花些时间陪他。但是很难彻底退休，每年邀请作家的名单，特别是中国作家的人选我还是要花心思。

《自由中国》影响我一生

从1949年到1964年，我在台湾生活了15年，那段时期对我整个人生都有巨大的影响。谈到这些，就不能不提我在《自由中国》杂志的日子，我在《三生影像》中专门用“第二部”来回忆那段时光。

我到台湾的时候才24岁，当时想的就是要找一份工作，听说有个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在招人，还听说胡适是发行人，我去见了主持杂志的雷震先生，于是我就参加到那个群体里。一开始做整理文稿的文员，后来又做文艺编辑，还进了杂志编辑委员会。

当时编辑委员会的阵容真是厉害啊。前面说了，发行人是胡适，主持人是雷震，此外还有北大教授毛子水、国民党官员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等，也有像殷海光那样的年轻知识分子。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记得那时开编辑会很有趣，毛子水先生比较保守，殷海光是激动的少壮派，思想尖锐，他们一老一少常常会辩论，最后雷震先生只好从中调和。那时我还年轻，思想和人生态度还未完全成型，这些的经历对我的人生观和思想、待人接物的方式都影响很大，甚至奠定了我整个的思想体系。后来《自由中国》被封，一起共事的同事各奔东西，雷震先生还入狱，这些往事，今天想起来还是让我感慨不已。

柏杨的信与艾青的壶

早年在《自由中国》的经历，还有后来在爱荷华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使我有机会接触很多作家，和他们成为朋友，有些还成为相知一生的挚友。我现在还会常常想起这些朋友，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情景。

前些天我发表了一篇怀念我的老朋友柏杨的文章，《自由中国》曾发过他的《幸运的石头》等讽刺小说，那时候他还叫郭衣洞呢。后来我到了爱荷华，《中国时报》、《联合报》会寄报纸给我，也寄一些书，我就发现一个叫柏杨的写文章的风格很像当年的郭衣洞，毕竟我编过他的稿子嘛，后来我才知道柏杨就是郭衣洞。

1968年，他因为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而被冠以“叛乱罪”坐牢，等到重获自由已经是1977年。出狱后他就给我写信，托孙观汉先生从台湾将信带到美国交给我，那以后他的来信不断。虽然我们多年不见，但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想要请他来爱荷华，这个想法一直到1984年才成行。柏杨和张香华到了爱荷华和我、Engle一见如故，也许我们各自的婚姻有些相似吧。

柏杨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我也是，他算是我的学长，但按年纪，他比我要长一辈。他是个很仗义的人，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为我能再度回台而奔走。这中间波折很多，好在后来台湾方面终于答应让我申请赴台。那是1988年，当时很多朋友到机场热烈欢迎我和Engle，大家开酒会，畅叙友情。记得那次到台湾之后一切很顺利，见到很多老朋友，我整整呆了三个星期。

1978年中美建交，当天我和Engle正在阳台上喝咖啡看报纸，我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跟Engle说，这下子可以邀请内地作家来爱荷华了。

那一年，我和Engle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内地，我们去了北京。我跟夏衍先生说起，要邀请中国内地作家去爱荷华。我那次就打听艾青和丁玲的消息，后来遇到蔡其矫，他说他是诗人，我问他认不认识艾青，他说认识，我又问他艾青在不在北京。他说，去打听一下。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艾青在北京，还约艾青和我们在景山脚下见面。我兴奋得推掉其他约会，但蔡其矫又打来电话说，艾青不能来了。

过了几天，也就是我们即将回美国的前两天，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我住的华侨饭店，说：“我是艾青，我在北京。”我说：“啊！能不能见个面啊？”他说可以。记得那天我们迟到了十分钟，看到艾青在太阳底下等我们。他和Engle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流泪了，我眼泪汪汪地在一旁看着。当时他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胡同窄得汽车都过不去。院里都是小炉子，摆在每间房子门口。他的一间小房里是上下铺的床，一张书桌，下面堆满了画，一把椅子。我问他，你还在写诗吗？他说，当然不会停的。他把抽屉拉开给我们看，说，看我这些年写了这么多诗。那时候的艾青真可爱。

有个细节我书里没有写。我们见面后去北海仿膳饭庄吃饭，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饭店。吃罢饭我们要付账，结果Engle和我还有两个女儿互相问，你带钱了没有？四个人居然全没带钱！那时候人心还是很单纯的，仿膳就说，你们明天来付吧。

后来艾青和我们去华侨饭店，他和Engle聊诗，有谈不完的话。艾青问我，你们什么时候走？第二天晚上，艾青夫妇又来了，他送我一个宜兴紫砂壶，说这个是文革之后他剩下的不多的好东西了，送给我做纪念。现在这个紫砂壶还在我爱荷华的家里，舍不得用，生怕用坏。

丁玲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1978年回北京没能见到她，80年我又到北京，在中国作协的安排下见到了丁玲。去医院之前，我和Engle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鲜花，好几种，装饰在花篮里。丁玲看到我们很兴奋，她和安格尔不知道在说什么笑话，两个人都大笑。我很感动——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美帝，这样开心地笑。丁玲说很想亲眼看看美国，于是1981年我们就邀请她去爱荷华。我们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和Engle有说不完的话

我是个有些小布尔乔亚调调的人，Engle出身贫寒，他的爸爸靠帮人养马为生。他对田园生活，对土地有着热切的爱，所以我在书中说他是“从玉米田来的人”。在我们共度的27年里，影响是相互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我都四十多岁了，都不是年轻人了，此前我们也都经历过一段婚姻，所以我们很懂得如何相处，如何互相适应、调整。我们很少争执，每次有分歧不是他让步就是我让步，好像还是他让着我的时候多（笑）。我们的相处之道就是多沟通，我们会长时间地交谈，谈人、谈事情、谈文学，也谈“国际写作计划”，哪个作家怎么样了？他们的国家怎么样了？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让我们一直默契地生活着。现在你要问我，家在哪里？我会回答，是爱荷华，因为那是Engle出生和长眠的地方。

Engle的过世太突然，那是我们一同出游，在芝加哥机场转飞机，他去买《新闻周刊》，就再也没回来。这对我的打击太大，哪怕生几天的病，我也会有些心理准备。那次本来我们要去波兰领一个“国际文化奖”，他去世后我只有给当地的朋友一个一个打电话解释，那段时间的心情跟死了一样。

Engle去世之后，有好多年我没有写作，而是在慢慢整理他的文稿，有些文章发表过，有些还没来得及成书，我把这些文章编辑在一起，编了一本关于他童年的书——A Lucky American Childhood。很多诗人都不太会写散文，如果诗人能写好散文，那需要语言的敏感和细致,而Engle的那些散文可以说是经典之作，Classical。编写的过程中我会常常想起他，既欣慰也难过。

此外，我还编了一本参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作家们回忆他的书。从1942年到1966年，他主持“作家工作坊”。在美国，一个作家进入过“作家工作坊”是一种光荣。我就分别联系、邀请这24年获邀的作家写写记忆中的安格尔。编这两本书花了我好几年时间。

再后来，我静下心来写《三生影像》中这些回忆文章。我的写作从来就没什么计划，写作不能够逼自己。我知道有些很红的作家，总是逼着自己非写不可，我不是那种类型的。

我对当下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我会看一些他们的书，“国际写作计划”也还在不断邀请华语作家去爱荷华。这一次我要从北京再去香港，参加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一个文学奖的终评工作。

对比起来，我觉得中国内地的作家非常有生活体验，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真像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是有根的，他们的文化积累和社会经验，还包括他们吃过的苦，都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台湾作家则比较有思辨性，他们的作品是慢慢打磨出来的，他们跟内地作家的语言风格不太一样。像我这样当年从内地到台湾的作家，毕竟还带着原来的文化来写作，而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他们的语言和技巧都是重新创造的，他们的写作比较内敛。香港的作家，虽然也用中文写作，但视野和风格都比较西化。把三地作家的写作风格相比较是很有趣的。

－－－－－－－－－－－－－－－－－－－－－－－－－－－－－－－－ 

几句话：这实在不算是个精彩的专访。倒不是聂华苓说得不好，而是，她的经历太丰富，故事多到不易取舍。那天她兴致很高，边说边笑，每每提及一位曾去爱荷华的作家，都会引出她很多讲述。《三生影像》这本书里早就写了那么多她的回忆，这也是就某本回忆录去采访当事人的尴尬，能问的，能问到的，总不会比书里更详实更准确。不过，跟她聊天真是有趣的事情，听她说那些我无缘谋面只见其文的人，还有那些人文字背后的故事，也就值回一下午的暑热难当了。

《我哥刁北年表》，刁斗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

---------------------------------------------------
说着说着奥运会就要开了，时间之外，空间距离也离我不远。昨天晚上整夜在读刁斗的《我哥刁北年表》，窗外是鸟巢放焰火的隆隆声。时至今日，对奥运过度狂热固然智商可疑，盲目抗拒似也难称理性，反正，只要奥运会没让我举步维艰，没具体地干扰我的生活，没砸我家窗玻璃，那奥就奥吧。我乐得读书喝酒，送它个廉价祝福也没什么不好。

午夜十二点，合上书想睡觉。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烙到凌晨一点还神智清醒，不是因为天热，而是心里没放下《我哥刁北年表》那最后几十页。遂开灯，泡茶，捧书夜读到凌晨三点多，趁天还未亮，才欣然睡去。

从事这个工作以来，上周是我首次收到刁斗的书。看到书页上的作者名字，就想到1996年我读他在《作家文摘》上连载的《痛哭一晚》时的劲头，那小说写得真有劲（有趣的是他在《我哥刁北年表》里还特别提到这篇小说）。该书腰封上“可能是2008年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字样，战战兢兢底气不足。2008年还有五个月，天知道哪位作家还能写出什么力作来。我认认真真读完全书，至少，它会是我2008年读过的最好的中文小说之一。

虽然一直都觉得刁斗是很有实力的作家，但他这些年低调到近乎消失，也便在我的阅读视野里长久被淡忘。读这本书，在体会阅读之乐以外，还有几分老友重逢的意思。刁斗的语言畅快依旧，也更加成熟。厚厚一本书我几乎连着读下来，隐隐能明白他的用意，却不容易诉诸文字。这部长篇太难描述，说是“年表”，却把时间线索完全打乱，初读时有些迷糊，读到后来，就觉得像是拼图游戏般，把属于“我哥刁北”的记忆碎片一点一点拼成形。

用悲剧或大团圆来看待这本书的结局，怕是太单纯，用这样的视角看刁北的一生同样有些单薄。他在大时代洪流中，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有逆流而上的勇敢，得到他后半生滋养内心的回忆，也失去过无形又无从度量的时间与情感。也许对他来说，失去是付出的代价，而代价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收获。书中刁北经历的起伏波折没有让我唏嘘，那些经历放在今天难以想象，可放在当年的环境，他实在不是个别，并未超越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命运。反而是该书结尾，兄妹三人欢聚为刁北过五十岁生日，那之后的刁北才更让我难过。

他和老妈相依为命，像要弥补一生叛逆，拼命对母亲和弟弟、妹妹等家人好。他不再看那些他曾视若珍宝的哲学著作，不跟人辩论，更多是去公园下下棋，守在电视前面看看连续剧。他的爱情也进入暮年，可有可无的。总之，一切看似进入正轨，一切也都不对劲了。“起码我也是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老朽了，是个社会的局外人了，我再也不会自不量力地胡言乱语误人子弟了”，这，就是五十岁的刁北的自白。五十年，可长可短的一段时间，就看把它放到什么参照系里。对于刁北，这差不多已经是一生，哪怕他过了五十岁生日之后，面色红润心宽体胖，眼瞅着活一百岁也有可能。从精神层面，如他自己所言，“我早就死了”。他没上过大学，不过从他坚持多年的饱读典籍、事事存疑与独立思考上，他又实在够得上“知识分子”，连他锒铛入狱的理由都那么知识分子。

这既是一本好看的小说，又不是。好看的是情节，流畅不起来的则是穿插在情节之中的大段大段的人物思想交锋、内心独白。这些部分需要放慢速度来读，还需要稍微过过脑子。作者刁斗借刁北之嘴之心说了不少，但好像永远意犹未尽。刁斗写得很巧妙，大篇幅的思辨性文字与戏剧性十足的情节交错，构成一种有趣的阅读节奏，一边投入到人物的情境，一边抽离出来冷眼旁观。读到这些部分，我就会想起王安忆的《启蒙年代》，起码形式上有些类似，但从整部作品的精神气质上，《我哥刁北年表》其实更像胡发云的《如焉》。

读的过程中，曾想给刁斗打个电话，问问这本书的来龙去脉，问问刁北是否确有其人，好在我忍住了，至少在读完全书之前这么做毫无意义。

三十岁到来之前，我一面告诫自己二十九岁和三十岁和三十一岁没什么本质差别不用放在心上，一面暗自给自己栽下心理暗示。我觉得是时候淡化甚至放弃过多形式上的热情，无论外在还是内在，于是把头发剃了，链子收了，还象征性地长了些肉。可是，时隔几年，我发现，形式固然不重要，刻意剿灭形式更加没必要。所以，纵然我未曾经历刁北所经历的，但我仍然觉得我或多或少能理解刁北所体会的。

《消失的胡同——铅笔画中的北京风貌》，况晗 画 / 摄，陆元 文，学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

距我年初采访况晗老师时隔半年，距《读库0801》力推他的宽线条胡同铅笔画也有四个多月，经过若干波折，凝聚他近二十年心血的作品终于结集出版，那些纸上的胡同和陆元先生的老北京胡同掌故文字相映成趣。书做得还不错，开本大气，用纸也算对得起那些画，厚厚一大本，捧着沉甸甸的。虽然未能尽收况晗画作的全部，但其重要作品基本位列其中。

上周日在北京云峰画苑《消失的胡同》发布会上再次见到况晗老师。胸佩红色中国结，忙着和来宾们打招呼，不时坐下来签名……可他仍不像个主角。额角有汗，言语也嫌质朴，进进出出笑呵呵地像个张罗自家喜事的酿酒师父（垂涎一下他酿的米酒）。等到一众名家、领导站成一列各自守着一团红绸准备为活动剪彩，况晗低调地站到最边上——广角镜头都不容易拍到的地方。这些，看过他的画，接触过他这个人，自然不会有什么意外。

此前在况晗老师画室，我曾贴着画幅端详过这些作品，不过云峰画苑中展出的作品比他小小的画室多得多。每次看到原作中力度各异、深浅不一的笔痕构成一幅幅北京胡同市井风情画，就难免感慨。最爱他画的雪中胡同，还有盛夏长满爬山虎的四合院。他画的是北京的记忆，但我能从中找到映照自己童年的印记。

上次写的那篇博客，已经贴了几张网上找到的图，看过《消失的胡同》，仍然手痒，选了几幅喜欢的，继续贴。


东北园胡同95号


北锣鼓巷


银锭桥风雪

今年夏天的北京其实不算热，不过经奥运会这么一折腾，难保每个生存其间的人不心乱如麻，莫名焦灼。世纪初的城市，有着世纪末般的疯狂，一切以拼命干扰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为前提。

这样烦躁的日子里，我有两个解暑良方。其一，在超市一见钟情的“杨协成”甘蔗汁。动不动买几瓶放在冰箱里备着。极甜，却不齁人，是植物茎杆汁液的甜法，每每深夜喝之，从嘴里到嗓子眼都是甘蔗的清凉。其二，自然是音乐。对我来说，无形的乐声总是能化成有形的触手，抚慰我的状态。

这几天听得最舒坦的就是这张《Music From Latvia》，顾名思义，CD中都是来自拉脱维亚的歌。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拉脱维亚在世界地图的哪个角落，只依稀记得那曾是苏联的一部分，后来成为独立国度。查了资料，清楚这个国家位于东欧西部（东欧，又是东欧），历史异常颠沛，时而独立时而被吞并。迷人的是他们的天气，全年一半时间不是雨就是雪，这样的气候覆盖在数不清的森林、湖泊、河流上，覆盖在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吉普赛人身上，产生这样清冽、迷离的音乐就顺理成章了。

说实话，CD背面的歌手名单我没一个眼熟，也不打算去百度谷歌刨根问底。我看了唱片页上简单的介绍文字，知道专辑中收入的都是拉脱维亚最牛B的歌手、乐手的作品，这些作品代表着拉脱维亚音乐的民族风情，从唱腔曲调直到乐器都是如此。

用语言形容音乐太难了，或许比较恰当的就是“好听”、“入耳”。反正我自打几天前淘到这张碟，它就没怎么离开我的CD机，听来听去。你听过Secret Garden、Enya吗？听过那种地道的凯尔特民谣或是吉普赛音乐吗？这张专辑就有点那个意思，但又不同。其中几首女声演唱，恍惚间想到库斯图里卡《流浪者之歌》那场河上祈祷的戏的背景歌声，不用知道她在唱什么，飘飘绕绕地，一种沁人心脾的忧伤。

等着吧，下雪的时候再听听这些歌。

《庵上坊》，郑岩、汪悦进著，三联书店2008年5月第一版
-----------------------------------------------
这是近来我向很多朋友推荐最多次的一本书。

在我自己的版面上，在给其他媒体同行写荐书文字时，都少不了《庵上坊》。倒不是我只读这一本，也不是它好到无与伦比，实在是这书有太多被忽略的可能。纵然读书是个人化的事，若错过它，我也会自作多情地为身边爱书的朋友小小地遗憾一下。与此相对，这也是我近来最难用语言描述的一本书，它的类别不易划分，它的好难以表达。

“和别的女人一样，从弯腰走进花轿的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被忘掉了”，这样的句子出现在任何一部小说里都不稀奇，作为《庵上坊》的开头则多少显得有些特别。

这本融建筑、历史、美学、民俗等于一身的书因那座静静伫立在山东安丘庵上村村口的贞节牌坊而起。两位有着专业学院背景的作者对“牌坊”这一久远又意蕴深长的建筑样式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有“天下无二坊，除了兖州是庵上”之誉的庵上坊自然吸引其目光。他们从庵上坊的建筑艺术考察起，进而探寻它的来龙去脉——从坊上留名的“马若愚妻王氏”到王氏背后的节烈故事，从文献记载、百姓口述的多重版本到建坊年代的历史背景风土人情，口述、文字和图像在书中相遇又各自独立，激发出与主题相关但方向各异的若干可能，令文本呈现出既严谨专业又摇曳多姿的丰富内涵。

书中每个章节后附的注释，书末的年表、术语图解、引用文献目录等意味着看似轻松感性的表述是建立在如此厚重繁复基础上。二位作者无意板着脸端出一份庵上坊研究报告，而是用流畅好读如小说般的文笔与逾百幅图片、手绘插图描画出古老牌坊的前世今生，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枝节，长短并不划一，但同样纷繁茂盛。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自觉全无要领，好书的好只有各自体会。这书不难读，但也不会令你一口气看罢。我在读的过程中会不时停下来，倒不是书中文字多难懂，而是我不舍得那么囫囵吞枣地把那些精巧、细致的内容越过去，我会一边读一边往前翻几页，再品味一下，或者往后翻几页，看每个章节后缀的注释，提前知道一点答案。这本装帧素朴雅致、手感读感俱佳的书，像是一棵枝杈莫辨的树，没有人知道它的哪一根枝干到底会伸展到哪里。而阅读的趣味，也即在此。

前些天，在北京“愚公移山”的一个赈灾摇滚演出现场看到叶世荣。他穿着鲜红T恤走上台，鸭舌帽下是未被时间改变多少的腼腆笑容。这个当年Beyond中最少被关注的鼓手，那夜收获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其中自然有一部分是给已在另一世界的黄家驹。他用不算动人的歌声唱出《光辉岁月》，台下的气氛则穿越十几年的时光，一下子热到仿佛台上是完整的Beyond一样。

1993年暑假，我隔了半个多月才得到黄家驹去世的消息。当时结束高考正抡圆了闲着，在炎热夏天听Beyond那张够劲的《乐与怒》能听出一身汗来。那时我的世界里没有电脑和网络，“粉丝”一词还未诞生，他的死讯没让我如何难过，就是心里一晃，然后继续狠狠地听他们的歌。

情绪在之后的大学生活中逐渐蔓延开，90年代的哪个大学男生宿舍里会没有Beyond的磁带呢？说到Beyond，说到黄家驹，我很难将其只视为80、90年代香港娱乐圈黄金年代的一支视角不囿于你情我爱的创作型乐队。街边小摊彩色压膜海报上他们无忧无虑的笑脸和简陋发廊、泛着回力球鞋味的寝室上下铺间回荡着他们好听又活力四射的粤语歌，这些早就同我们的青春夹缠难分，是那个年代的音乐注脚，也是今天的我不能无视的记忆碎片。大学时，我常在饥肠辘辘拎着饭盒从宿舍走向食堂的路上听到校园广播里《海阔天空》中“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乐句，昏黄路灯底下的年青面孔与自习室惨白日光灯映照的课本，为这首歌增添几分抽象意境，诱我心中自作多情的无端难过。

记得大二那年包括我所在学校在内的几所邻近高校搞文艺汇演，大连理工大学和我们学校的几个哥们凑成了个Station乐队（据说意为两所学校相隔一站地），这个乐队的主业就是模仿Beyond，虽说视觉效果没什么类似，但主唱嗓音却像足黄家驹，每次他一开口，台下就炸了锅，音色、咬字、尾音的那点抖，都宛如黄家驹附体。

事实上，听音乐这件事，到什么年纪该听什么顺其自然最好，甚至不用自我提醒和心理暗示，毕竟沉醉歌剧的小学生与酷爱重金属的老大爷同样凤毛麟角。随着时间推移，我的热血如约日渐降温，听什么都不再满心狂躁。毫无察觉中，手边几张Beyond的CD落了一层灰，矫情一点理解，那层灰也是落在我们的青春上。偶尔会有关于仍健在的Beyond那三人的零散消息，他们合合分分，时而告别时而复出，演唱会开了一场又一场，在网上招致无数谩骂。关于Beyond是否摇滚的争论在网上旷日持久，而黄家驹是否香港乐界最伟大的音乐人也是无数音乐论坛长盛不衰的掐架主题。

其实毫无意义。对已逝的黄家驹，对仍在的那三位，对热爱Beyond的歌迷，对视其为透明的不感冒者，这些表达都无意义。黄家驹当年有两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其一是他在很多发布会或者记者访谈中提到的，“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与其说这是港式愤青的无奈，更不如说是浮华名利场中皇帝新装里那个小孩子般的清醒；还有一句，“精神不死，继续革命”，听上去有点政治反讽，但我理解这是Beyond乃至黄家驹音乐的内核所在，他们把音乐理想投射到他们的作品上，把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投射到他们的音乐理想上。去追求此精神是何精神没什么必要，你听到了，感受了，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不入你耳，那就绕道而过，可听的仍有大把呢。

我无缘看到黄家驹的现场，但曾看过其余三人的所谓告别演唱会，我是热情高涨去看的，也没有败兴而归，那是我有限的观看演唱会经验中精彩的一场。他们也仍是Beyond，不完整的而已。很难说黄贯中、黄家强和叶世荣身为曾经的Beyond的一员是幸运抑或不幸，乐队为他们赢得了足够的声名，才华横溢的黄家驹则将他们推到进退维谷、迷失自我的尴尬处境。我留意过他们这些年各自的努力，比如黄贯中，单独拿出来也还是很好的音乐人，但是没办法，他唱自己的歌被冷落和低估，他唱Beyond的老歌，人们鼓掌并鄙视。他们完全有资格用Beyond这个招牌，聪明如你，难道会傻到误以为黄家驹还魂而买票去看不成？那些入场的都清楚将听到什么看到什么，纪念也好商业也罢，他们的演出无可厚非。他们的演出在一片质疑和骂声中又屡屡票房上佳，恰恰验证了黄家驹和Beyond的魅力之长久。

黄家驹当然优秀，但他的英年早逝无形中放大了这种优秀。就像詹姆斯·迪恩不见得比同时代的马龙·白兰度更有演技但因早逝而被全球影迷怀念至今一样，从个体的角度，31岁的黄家驹从日本那个演出台上摔下实在是莫大悲剧，但从音乐的意义上，我隐隐有点庆幸他的离开。他的生命定格在最好的一瞬，永远不老。他已写出那么多好歌，他不会眼看着香港不仅没有乐坛，连娱乐圈也逐渐退化成娱乐圈（此处读“倦”），他也不用担心在回归十周年的晚会上和一帮五音不全的偶像唱同一首歌。这个世界的所有无聊都和他无关，而他的音乐留在唱片里，在某些个莫名其妙的晚上，和我们有关。

除非有约，朋友扎堆聚谈，我自己并不常去酒吧或咖啡馆，只是偶尔。

想是与天性相关，一直抗拒那种貌似纸醉金迷或者浮华喧嚣有夜店味道的地方，那里不会让我放松，反而有压迫般的紧张。喜欢酒精味道恰好又烟味近似于无，音乐若隐若现，光线柔和温暖的所在，最要紧是远离后海、三里屯、798。从前常去官书院胡同那个谓之“最难找的胡同酒吧”的“轴”，后来它搬迁到后海就少去。再往后隔三差五顺路会去钱粮32号坐坐，胡同深处的小店，植物葱茏的天井，舒服得体的陈设。那里已经成为一帮朋友们的小聚点，甚至刻意相约都能省略，常常几个人坐着聊天，聊到深夜刚好另一帮散了酒逛到这里，遂成一大帮。

絮叨这些是为了铺垫广告。从六月开始，如果我溜达到成府路、清华、五道口一带，大可以顺着五道口光合作用沿着轻轨线往南走一段，几级摆满花的小台阶上，湖蓝色木门，明黄店招，人间四季咖啡馆是也。光听这来自大导演侯麦片名的店名就可想象店主有多文艺，还好，如今“文艺”二字早不再是褒义，也过了贬义的时候，恰好还原到它该有的含义。

小店不大，因为是新开张，一切泛着干净、闲适的光泽。店里也是简约、清新的淡黄色调，空气中若有若无地飘着也许是Bossa Nova，也许是Jazz的音乐，不侵略你的耳朵，却浸润你的心情。店里只两人，80后的店主是位气质古典的复旦才女，看上去更像你读书时班里的腼腆女生。咖啡师则是肤色健康的南方女孩，嘴角一颗痣，忙里偷闲会点上一根烟，挺吉普赛。

店里的咖啡、冰品、蛋糕、咖喱饭等都是这两个姑娘自己琢磨着做的，开张前我曾有幸前往参观，被以某种奶昔招待，等我口服完毕，又一种奶昔端上来，我致谢并表示足够，结果被告知，这是试吃阶段——大家觉得好吃的就作为保留项目，反之则取消。那个下午，我们几个领略了差不多有十几种咖啡、奶茶、果汁、奶昔、冰淇淋，在盛夏的北京体会半天凉爽。看她们的豆瓣和博客，知道这两个姑娘已经把自己对饮品美食的兴趣同事业心结合起来，开张以来，不断推出新品中。

店里有差不多一面墙的大书架，那其实也是绝大多数风格文艺、气氛轻松的咖啡馆的基本配置。因为店主本人既是书虫一枚，加之她那些与书相关的朋友，所以那个书架基本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满。小店看上去简单、素淡，但细节并不马虎，都是店主独自一点一点四处搜罗、设计的，这也是人间四季咖啡馆之所以有着文艺韵味、女性细腻、个人风格的原因。

有个细节，也许去过这里的朋友也留意到，那就是咖啡馆的窗子对着一条路外的铁轨和轻轨线路，坐在窗边听音乐发呆的时候就会有火车或城铁不约而至，夜晚的灯光流转，列车穿梭而过，窗口本身就是有些超现实感的风景。

店如其人，小店和女店主都是那种细致、婉约、不张扬的调子。也许摇滚青年、伪艺术家会觉得那里不够“炫”，但存在于这城市里忙碌整日的人，自然会有一些人想要找个地方平复情绪、缓解压力甚至就是看看书发发呆，如果你离五道口不远，也许小店的咖啡和音乐里也能品味出一个暂别浮躁的四季。

小店虽小，却有不少的可能性。鉴于店主的个人兴趣与人际资源，小店会陆续开展小规模沙龙、讲座，纪录片放映，袖珍创意市集，等等。这个小店从决定开张到正式开张的几个月，豆瓣上的上百位豆友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出谋划策。如今这些豆友已经成为小店第一批亦客亦友的主顾。

前天，小店迎来开张最忙碌的一天，我们报纸“书评周刊”的百期纪念座谈在那里举行。二十多位文化、学术、出版界的嘉宾就在小店里畅谈，店主和咖啡师则忙着为每个人调配符合口味的饮品、点心。店主的教育背景与文艺青年情结令她很为光临小店的嘉宾兴奋，毕竟，对热爱阅读的人来说，何兆武、徐友渔、余中先、黄集伟、朱正琳这样的名字总归要远较娱乐明星更值得期待。希望那一下午的高朋满座能为小店开个好头吧。

我发现，我还是挺会写软文的。

人间四季咖啡馆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105703/

              博客：http://blog.sina.com.cn/yblflower

《饮膳札记》，林文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
－－－－－－－－－－－－－－－－－－－－－－－－－－－－

有句形容贤惠女子的话叫“入得厨房、出得厅堂”，这样的女子自然不缺“德”，但“才”却没什么机会体现，如果再加上一条“坐得书斋”，也许就齐了。台湾资深才女（一说是当年台大校花）林文月基本符合上述三点，而最能体会这些优良素养的莫过于她的这本《饮膳札记》。书里尽显其居家烹饪之乐，轻灵优雅的笔触则来自她良好的古文、写作功底，每次设宴款待宾朋之际种种细致入微的考量和厨房、厅堂间穿梭往来的调谐，则显示其得体又周到的为人处事风格。

林文月和任何职业女性一样，家里家外都要忙。身负教职，教书做学问写文章一个不能少，同时要相夫教子，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的饮食起居都得操心，但无论她的文字还是书中所附她的照片，都看不出身心疲惫灰头土脸的迹象。这自然不是说出身世家又有一份体面职业的她就可以超脱出上述琐碎人生，实在是同样的人生，不同的态度使然。拿这本书的主题——“烹饪”说事儿，家中女主人整日围着锅台转，受困油烟，被岁月摧残成黄脸婆是一种活法；把厨房体验当成“学问”来做，为让家人或来客大快朵颐而甘愿费心并从中品味乐趣，也同样是一生。

从文字中很能感觉到林文月对下厨的热爱，她不止将此视为填饱家人肚子的主妇必修课，更把这之前之中之后的全过程看成联络亲友感情、畅叙言欢的铺垫。她在安排一次家宴前，会用心想想来宾的饮食喜好，南北差异，老人和小孩都要照顾到，荤素搭配相宜，鱼翅和豆腐也高低错落有致，凉菜和点心她会提早做准备，需要煲炖的更是要一两天前就着手。这样做是为了能到时候不手忙脚乱，同时有更多时间陪来宾聊天，而不是光在厨房里忙活冷落了客人。甚至，她还斟酌过甜的和咸的哪个先上，最重要的菜一定要客人不饱又不饿时端上桌，等等。她当然没闲到这个份上，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她在煲汤或水发食物的时候，利用时间读书阅报写文章，只是她不能全情投入，还需分神照看锅灶。

书里多次提及的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林文月每次设家宴款待宾朋，都会预先把要做的菜按照冷热荤素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注上设宴的具体日期，前来赴宴的来客姓名。听来繁琐，毕竟不是天天这么做，点滴累积其实并不难，她说这么做的用意是“为了避免亲戚朋友到我家来，每一次都吃到同样的菜肴”，心细至此，都融在满桌的佳肴中了。闲时翻翻这些卡片，也是她籍此串起昔日时光的回忆调剂，“许多事情我自己也忘了，包括一些菜肴和人事。翻着写在花花绿绿不同底色卡片上的宴会记录，时光飞逝，竟在小小纸张里。”

书中写了十九道她的拿手菜，之所以不凑个整数，她说是古人有“古诗十九首”，便成为这十九篇的理由。该书中文简体版加了台湾版没有的副题——女教授的19道私房佳肴，想是出于市场考虑的无奈之举，不过这书中内容倒是对得起这个副题，写得巨细无遗、步骤不厌其烦，非常的有可操作性。同一般饮食类文字不同的，是这可操作性之外，文字中渗入浓浓文气与感情。常常是正说着某道菜该如何如何做，上了桌子如何如何受欢迎，笔触就一下子滑落到彼情彼景，充满追忆中的淡淡伤感。

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圈子，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美好，但流转在林文月这书中无数家宴中的身影仍旧引人小小地神往。她在书末随便摘抄了一张旧日卡片上的内容，“那上面所记客人的名字依序为：美丽（庄因太太）、秋鸿（郑清茂太太）、三毛、林海音、琦君、齐邦媛、殷允梵、咪咪（余光中太太）”，菜单则为，“糖醋藕片、洋芋色拉、虾仁镶冬瓜、奶油烤白菜、腐乳大排骨、酸奶肚片汤、清蒸鲳鱼、甜点及咖啡”……

时至今日，就算林文月再怎么有情致、心意要维系这样的饮膳水准，恐怕也难保不被忙乱疲惫的度日主调所冲淡，昔时的内心、昔时的宾客，当然，最重要的是昔时的社会都已无迹可循，我们能领会的，也就是书中传达出的那些微莫可名状的生活态度。

《小姨多鹤》，严歌苓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 潘小侠 摄
－－－－－－－－－－－－－－－－－－－－－－－－－－－－－－
二战进入尾声，当日本投降，为数众多的当年自日移民到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陷入进退两难之境，留下意味着生死未卜，逃亡则面临无数艰险。很多日本女子选择嫁给中国人，刚16岁的少女多鹤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小姨多鹤》的开篇，接下来的故事以及多鹤的命运吸引着读者从书中寻找答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严歌苓保持着这两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题材独到、故事好看又不乏人性内涵的文学品质。这是一个特定年代的人间传奇，也是一出有着浓厚“严歌苓”意味的纸上悲喜剧。

新书付梓，更多的评判自由交给评论家和读者，严歌苓和家人则去美国度假。我采访了假日中的严歌苓，听她说及如何把这个20年前就听到的故事在心里酝酿、梳理，数次走访了当年的当事人，倾听她们的讲述并多方查阅资料，直到做足功课才动笔。不过，她说仍旧对是否能够写好多鹤这位日本女子心存惴惴。而她的下一部，正在写作中。

你最初的写作大多从个人成长记忆中提炼素材，后来一系列以海外华人生活为背景的作品也缘于你的经历，近作《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则完全脱离个人体验，是什么契机使你的写作有这样的转变？

严歌苓：从创作了电影《天浴》的剧本（记者注：严因该剧本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之后， 有几年我一直在进行电影剧本创作，改编自己的小说《扶桑》 就一写好几年，所以很多大的写作计划我迟迟没有整段时间投入。2004年我随丈夫去非洲，当时的时间很富裕，心情也很沉潜，觉得应该把多年前听到的故事写出来。在经过了一定的所谓“ 下生活”之后， 我就开始着手写作了。

你是如何发现《小姨多鹤》这个故事的？从发现到动笔，其间做了哪些准备？

严歌苓：《小姨多鹤》的故事也是我在20多年前听来的。这个故事我曾经跟陈冲口述过不止一次，似乎每一次对她讲述，我都把故事的条理理得更清晰一些。每一次讲述，我也都能看到早先没发现的意义。当然它的意义我到现在也还觉得是朦胧的。陈冲听了故事觉得我应该把它写出来，可我一直都没有经济条件去日本采访、体验生活。直到去年，我觉得非写不可了，一连去了日本三次，找到了跟多鹤身世类似的老太太们，和她们聊天，观察她们，也请人翻译了有关当年日本人“满洲垦荒团”的历史和人物传记。但是在我开始写的时候，心里还是虚虚的。

《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都取材自真人真事，但读来极富传奇色彩，怎样去发掘并把握这样的题材？在创作时，会对素材进行怎样的取舍？

严歌苓：我一向爱听人讲故事，对于好的故事我的记忆力很好。你提到的这两个故事，我听了许多年，隔一段时候它们就会在我脑子里冒出来，让我似乎又看到一层新意。听到的故事中也有一些就自己淡去了。一个人一生要写什么故事，什么故事会让他耿耿于怀，和他的世界观、境界、阅历有很大关系。在我写这些离自己经历很远的故事时，唯一的诀窍就是多采访，多搜集资料，多多接触和故事中人物类似的人。假如不是我长期居住国外，我还能做得更好一些。

多鹤的一生，看似悲剧，但也不乏收获，从并不名正言顺的爱情到三个孩子，你如何看待多鹤的人生？

严歌苓：我认为多鹤的心灵是残缺的。她是战争的残局，无论怎样来收拾，终归脱不了一个”残”字。她始终没有找到过位置，在中国明显无法找到位置，回到日本也一直没有找到位置，似乎在过别人残剩的生活。像多鹤这样回到日本的日本女子和孤儿，当年是日本政府把他们送到中国的，整个整个的村庄被迁移到中国。现在他们回到日本，没有生活能力，政府只给他们极少的生活费，因此他们在和政府讨公道。

在书中，多鹤和小环是个性迥异但又有些殊途同归的女子，她们在冲突和磨合中融合，这多少令人联想到中日关系？

严歌苓：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凭我的想像力，女人磨合起来就是有戏剧性，女人和女人是永远磨合不完的，她们的亲情也是磨合出来的。我们见过多少母女、姐妹是这样？同一血缘的人都需要磨合，何况两个国度（民族）的女人同住在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里？中国老百姓都很心软，同情弱者，一旦看到敌人的女儿成了弱者，他们自然而然地救援，正像我采访的那些日本老太太一样，她们都是当年被中国农民收容的女孩子。

多鹤在书中不仅篇幅是主角，从人性的角度也是顽强、隐忍、善良、专情的象征，你在写作过程中想过读者将通过这部小说会对日本民族乃至日本人有更多一些的认识吗？

严歌苓：每个民族的个人都是因人而异。我认识的日本女人不多，曾经和《扶桑》 的制片来往了四五年，她是个日本女人，她的优点往往是缺点的反面。认真的反面就是顽固，专一的反面就是一根筋，隐忍的反面是希望你也和她同归于尽。传统的日本女性确实有不少可爱的地方，是完美主义者，极其爱自己的环境，贤惠。

张俭这个人物既有浪漫的一面也有现实的考虑，你怎么看这个人物？如何界定他对小环和多鹤的感情？

严歌苓：我希望他是多情的，也是很汉子气的，常常不愿暴露自己其实有多么心软。他是那种最本分的中国男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恶、是非标准，他按这个标准行事，因此十分坦然，对外界的各种变化不买账。假如不是他母亲弄出这一场“买日本婆子”的戏剧，他和小环会一生平淡却也甜美。我觉得他对小环和多鹤都爱，他是那种有足够的爱来给予两个女人的男人。

小环是个起伏很大的人物，时而招人恨时而引人同情，后半部分的她甚至有些委曲求全，你如何理解她对张俭对多鹤的态度，这个人物是否有理想化成份？

严歌苓：书中我最喜爱的人物就是小环，我认为自己把她写得最像，我在写她的时候心里把握十足，闭上眼，她的音容笑貌全出来了。我爸爸“文革”中被发配到马鞍山，当时楼上楼下都是小环这样的东北妻子，活色生香。一些读者的反应也是对小环更喜欢，有人说这部小说可以叫《母亲小环》。

这些年来你的足迹离中国越来越远，但作品中对“中国”却有着清晰、深刻的表现，这是“旁观者清”吗？

严歌苓：就像刚到美国时我觉得许多事物给我新鲜感一样，国内现在也常给我新鲜感，让我有创作冲动。国内的许多事情对于“局内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似乎存在的都合理。但我就不是这种态度，包括一些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事件，我都不觉得它们理应如此，常喜欢横过来竖过去想，越想越觉得它们有价值，有通过写作它们来反思审视它们的价值，有文学美学的价值，有着通过文学让它们进入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价值。再说，一切都是越比较越清晰，越是走的地方多，接触的文化种类多，越是能看到我们的民族特性，越容易比较，明白我们民族何以产生这样的故事。

回顾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历程，你觉得目前的状态与当初相比有哪些变化？

严歌苓：我过去对小说的形式非常讲究。我认为一件艺术品的形式如果很美它已经成功了一半。现在我好像有太多话要说，写的东西篇幅越来越大，形式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有一些题材因为不满足于一般的形式始终没有动手写。这两三年我的小说基本都是史诗式的，史诗本身也是一种形式，所以我就饶过自己，没有太在形式上费神。

你是那种写作时带入感很强的作家还是不管笔下故事如何动人，自己始终能冷静旁观？

严歌苓：我很珍惜写作时那种“high”的状态，脑子里和笔下出现的都是形象，还是让形象自己去阐述和诠释意义比较好。我总是在第二天一早读自己前一天写的东西，这时比较清醒，比较局外，会删掉自己认为是情感失控、语言不经济的段落。反正我是那种写起来一泻千里的人，让我写慢也未必写得更好，不如就乘驾着情绪去写。

这些年来始终有关于海外华人作家群的提法，你如何界定自己的文学身份？
严歌苓：对此我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