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

从2004年年末到现在，在中国博客网整整写了五年的博客。我不知道这个网站遭遇了什
么事，事实上它也无意向包括我在内的用户有什么解释。我只清楚它的稳定性、前景甚至哪怕正常的浏览、更新都不再值得信任。到此为止吧。我在中国博客网的这个博客从
即日起不再更新，有意继续看我博客的旧友新朋烦劳移步至网易这个博客http://nirvana1129.blog.163.com/，乐意继续链接我的，也请捎带手改成这个。

没有拍照、没有录音、没有喝酒，虽然我带着相机、录音笔和买酒的钱。上周六夜里，我只想静静地坐在疆进酒的小圆凳子上，倚着麻绳缠绕的柱子听一米开外的陈建
年唱歌。如果不是冬天将近的北京骤冷，借着酒吧里昏黄温和的灯光，听着来自台东外岛兰屿的歌，几乎错觉门外就是太平洋。遗憾的是我只能有一张票，只好一个
人来。
对很多人来说，陈建年如同张三李四这样的中国人名字一样普通又陌生，而对现场那七八十人，这位在兰屿执勤的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就意味着泛起海洋气息、
原住民情怀、民谣之光的好音乐，意味着值得从广州、南京赶来，绕开国安夺冠拥挤的车流，步行几十米鼓楼东大街城市道路改造的泥土路，忍耐北京寒夜的户外等
候。
这几年对台湾原住民音乐人及其作品一直关注，搜集了不少唱片，也近距离欣赏过胡德夫和野火乐集歌手们的表演，甚至在2005年罗大佑那场“之
乎者也”演唱会上听到巴奈的演唱。可是，越是听他们的唱片，越是觉得看他们的现场太少。那些夹杂着海洋、山地、祖灵气息的歌唱，隔着CD的传播是无法尽闻
其详的。看过胡德夫、陈永龙、小美、巴奈，便总是希望见到陈建年、纪晓君、云力思、南王姊妹花……
多谢公路同学的努力，让我这样的歌迷梦想成真。
在北京，疆进酒，看到远道而来的陈建年。疆进酒的演出从来都有强烈的奢侈感，这种感觉不止源自演出歌者的人选，还源于场地的小带来距离的近，哪怕离表演者
最远的人，也不过三五米，像我这种勤快早到的，就基本上支着耳朵，老朋友聚会似地面对面听他唱。奇怪的是，这一场此前很难想象的演出，临到那一刻置身其
中，反而没太多激动。等到戴着鸭舌帽的陈建年从狭窄的楼梯自二层下来，坐定，简单几句寒暄就开始唱，我心里泛起熟悉的温暖，恩，就是这样的声音，这样耳熟
能详的旋律。早已把他的三张专辑以及他和巴奈那场《勇士与稻穗》现场翻来复去听了无数次，所以对他的音乐和他蔫蔫的冷笑话不意外，但仍旧惊喜。在我的CD
架子和IPOD中长久占有一席之地的音乐，近在咫尺地重现，带着空气的振动和人群的温度。
如果这是一场演唱会，只出过三张专辑而且有一张还以纯音
乐为主的陈建年可唱的歌显然不多（请自动忽略那些还未出专辑就已敢开个唱的垃圾），现场气氛的和谐更令大家感到时间过得太快。一首接一首唱下来，几次出现
全场合唱（七十人版）的局面。他始终说自己很紧张，不时喝水喝酒。有一阵好不容易放松下来，有人问他，你还紧张吗？哈，你怎么还提醒我？让我又想起来。他
前两张专辑的制作人郑捷任整个晚上忙坏了，拍鼓、吹口琴、拉手风琴、弹键盘，还要负责插科打诨，倒酒起哄。他和陈建年的互动让演出浸在老友同台的默契里，
两个台湾中年男人，有童心未泯的一面，也有泡在音乐中的快乐。
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陈建年抱着吉他上了楼。郑捷任一脸坏笑坐着不走，还 ** 大家鼓
掌、催他返场，上楼去亲自拉下来。他们一块下楼，陈建年说自己的手快弹琴弹得受不了，还说自己没那么多歌来唱。就唱了阿美族的《太巴郎民谣》，咿咿啊啊的
原住民语言合着伤感动听的旋律让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继续安可时段，有个姑娘嚷着让他唱《穿上彩虹衣》，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收在他专辑中的是女声
版本，那夜我们有耳福听到陈建年亲自演绎的版本。他改变节拍和编曲的木吉他名曲《散场电影》是真正的最后一曲。我看到陈建年左侧吧台角落的公路同学在笑。
她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整个晚上堪称完美，连偶尔出现的调弦、冷场和不知谁家的婴儿哭闹尖叫都成为即兴的效果。
我收拾起冰红茶的空瓶子，把丫头买的四张唱片还给她，背着书包里刚买的台湾角头原版《东清村3号》和《南王姊妹花》一头扎到夜里。才发现，下雨了。
昨天早上，北京因为一场半夜大雪还魂成北平，不知道陈建年他们是否也被这北中国的冬天风景打动。收到提老短信，他们后来和陈建年到贱人李的店里喝酒，我不慎缺席。他们很幸福，我也不遗憾。

虽然我在光棍界曾经相当资深，却不耽误多年来积攒下不少女哥们（注意，不是姐们），或许这是我“资深”的原因之一。她们生在不同地方，个性有别，样貌殊异，年龄从八零末到五零头不等，在各自的喜怒哀乐中经历自己的精彩。我和她们可以隔三岔五见面聊天到口干舌燥，可以偶尔喝酒至深夜，也可以一年半载不见随之不期而遇在无法预知的地方。有女哥们笑称我为“妇女之友”，我亦乐得接受──起码意味着我是个能够信赖的人。她们颇多富有才情的人选，所谓才女，哪怕这词儿被用滥我也不惮再用，它只代表我对词义的最初理解。
这段日子我异常忙乱，接连出差把我的时间分成一段一段的，就在这时间的片段里还有日常约稿、采访、写稿的工作和不少私事要办，眼瞅着一年就这么蹦达过来，书没读多少，碟几乎不看了，间或听听音乐，实在没闲暇没心思写在博客上。不过我清楚，这些忙乱都是值得的，都会有结果，都朝着让我愈发平和、心安的方向而去。毕竟，“文艺”就算不受年龄限制，也不该是生活的全部。
案头、枕边的书仍旧纷至沓来，挑挑拣拣，剩下心仪的也仍是读不完，渐渐成摞。朋友们的新作掺杂其间，费力写就，签上名字，干干净净地躺在一起，我当然会先翻开读读，不容易一气呵成，几本相互陪伴着读，读文字本身，也不免加入对作者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其中就有女哥们的新书，比较近的是桑格格的《黑花黄》、陈洁的《山河判断笔尖头》、庄秋水的《风入罗衣》。这三本书的差别同这三个人的差别一样大，所谓书如其人，再贴切不过。

先说出版时间最近的《黑花黄》（华艺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两年前，桑格格那本《小时候》半自传半虚构地写出她的童年往事，十几万册销量带来的热度蔓延至今，这个敢爱敢恨的成都前女娃儿在文字中也表现出鲜明的爱憎，未泯的童稚意趣和旁观世事的淡淡炎凉并存。新书之所以名为《黑花黄》，是她为了纪念曾收养过的三只小猫，书中也附上三只小猫的照片做成的书签，看上去还未断奶，脆弱而顽强的小性命，这种温馨、顽皮又略带伤感的基调贯穿全书。这部书稿我之前细读过，个人最喜欢格总写人的部分，书里开篇“小时候Ⅱ”则让我重拾读《小时候》时的快乐，这部分在时间概念和内容上是《小时候》的承接和补充，此外，书中还包括“诗”、“散文”、“博客”、“小说”、“童话”等部分，不同侧面展现着格总写作的多种可能性，而书末的“前传：何安秀的小时候”部分则是由其母亲口吻讲述上一代人的成长故事，常看格总博客的读者想必对可爱又卡通的格母并不陌生。
内容之外，《黑花黄》的装帧设计与内容紧密相关，不同文体采用不同版式和不同颜色用纸以及不同开本，算是文字内容与装帧形式感互动的一种尝试。较常规意义上的书装风格近乎 ** ，就看格总粉丝对这种别致有怎样的消化能力了。
已经出了两本书的桑格格，迷恋茨薇塔耶娃和金子美玲的格总，写作之于她当然重要，可是她的小宇宙太强大，她能够投身其中闪着光的领域远不止此。不管她的书如何畅销，我还是坚持认为格总其人比她的书精彩好几倍，没有举杯一观其浩荡酒风和亲耳听到微醺的格总演唱邓丽君版的《国歌》无法体会这种精彩，当然在她未决定进行全国性巡演之前，还是从她的书中找答案为好。

第二本是《山河判断笔尖头》（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顾名思义，这是有点沉重有点宏大意味的书。与《黑花黄》类似的是，这本书中的内容我也先睹为快过大部分。作者陈洁首先是我的同事，是专为敝报写人物专访的笔杆子，侧重在学术人物上。也偶尔帮我的版写写书业掌故。书中文章便源自那些人物专访（也有一些来自《南方周末》等），报纸容量的局限让她的很多劳动未能呈现，于是何兆武、杨宪益、张中行、杜维明、叶秀山、资中筠们未能在版面上“尽述”的话语在书中得以展开，这才还原作者采访工作的全貌。这些并非大众意义上享有声名却在学界颇具分量的学者，每个人都值得走近、解读，有时候我很羡慕陈洁，同上述名字中的任何人交流都相当于打开一扇历史、学术、人生际遇之门，相当于零距离一对一上了一堂课。
我和陈洁接触不算多，认识几年了也没见过多少次。说起来她为敝报做专访是副业，主业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当老师，按说称之为陈老师天经地义，可是每次我这么称呼她均招致斯文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许是一直没有离开校园的原因，身形瘦削的她戴着眼镜，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小，穿着也有学生气，确实不像个老师。只有她领着儿子来报社的时候，她才更像是成年人，她已是相当有心得的母亲，这些心得是她的前作《妈妈成长记》，那本书我没怎么看进去，因为共鸣近乎于零，但听若干身为人母者评价，大多好评，销量不错也是必然。

压轴的是《风入罗衣》（文汇出版社2009年8月版），古雅又引人浮想联翩的书名。这是庄秋水同学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专栏的结集，因此其中多篇文章我已读过。也许该书副题“中国文学中的服饰与人情”更能确切传达书中的意涵。
庄秋水是我的朋友中对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最钟情者之一，估计常常在她那最宜欣赏北京夕阳的书房沉在古典名著的世界里，读得进去也写得出来。她在《风入罗衣》中，于《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和诸多传统典籍间穿梭往来，写出随兴文章，因为读得深入、用力，她的文章中那些片段、典故信手拈来，文字背后隐隐透出以古喻今，有些诙谐也有些刻薄，看似不经意的东拉西扯，实际凝聚她对文化、民俗、风物、人性的别样看法。这样的文章可不是用百度、谷歌就能攒出来。
泡在古典小说的人情世故里，使得庄同学的文章越来越精到，却没有让她这个人精明起来，甚至有些天真，也算塞翁失马，未必不是福。前些时候一个饭局上，刚从终南山问道归来的庄同学一袭白衣，面貌消瘦但气色清澈，可见练瑜珈和吃素、宅在家里与行走山川好处多多。

上周去了一趟内蒙古，我从未到过的省份。

如同那年去新疆深切感受到中国幅员之辽远，内蒙之行这种感觉更强烈。常常是车不停蹄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几个小时，查看地图不过在内蒙境内移动一小段。四天的行程一小半是赶路。好在秋高气爽，路况平坦，车外的景物移动变幻，人心也显得痛快不少。

去了鄂尔多斯的响沙湾，无垠草原中茫茫一片沙漠，是对比强烈的景观。沙漠没有我在甘肃和新疆见到的那么纯粹，连绵起伏的沙丘上常有不甘心的小片植被，看上去让人担心会被一夜风沙活埋，走上前去用手拽拽才知道最卑微的小草也身负绝技，根扎得很深。

抵达当天下小雨，天是灰的，气温降到零上个位数，我喜凉怕热，反而觉得舒服。沙漠和海洋有点类似的就是视觉效果都受天气影响，就像阴天的海面是灰蓝晴天的海水是蔚蓝一样，下雨的沙漠显得尤其荒凉冰冷，沙丘是暗暗的土黄，踏上去也迟滞。好在第二天晴空万里，蓝天衬得沙丘黄灿灿地，表层的干燥也让风吹沙动的典型场景得以呈现。

不知为何，每到沙漠地带，脚下又软又步履艰难，风带着沙粒往耳朵眼儿和鼻孔、嘴里灌，都让我有梦境般的错觉，眼前的世界以沙漠的颜色为主，如果不看天，很容易催生电影《爱德华大夫》中男主角被进行精神分析的梦幻场景体验。由此，看到骆驼这样的活物还是挺亲切，我骑的那头倒霉蛋鼻子被穿着的木条坠得都歪了，一路走一路打嗝放屁，令人哭笑不得。

当然也去了草原，不过是包头城中的号称中国最大的城市草原，里面散放着梅花鹿，酷爱胡萝卜。草原上的蒙古包餐厅味道不错，羊肉好吃理所应当，自酿酸奶和咸奶茶、黄瓜干、黄河鲤鱼也风味独特。见到多年前一起做节目的前同事，那时我烂醉就是他负责把我扛回家。这厮自弃京返家后娶妻生子过上安稳日子，胖不可言。遗憾的是他开了车，无法尽兴喝酒。

最后一天去成吉思汗陵，是此行我最喜欢的一站。虽然这处陵墓并非成吉思汗葬身之处，更多是蒙古民族祭拜成吉思汗的象征之地，但选址在草原上一处视野开阔的丘陵上，建筑风格大气兼有蒙汉元素，色彩搭配协调典雅，让我不断想起中山陵。游客不似常规旅游景点那么多，草原上的风吹来凉意沁人，走走停停，晒着太阳，很爽。

附赠国庆六十周年高速公路限行堵车行为艺术现场观摩记一则。

在呼和浩特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返京，本来高速公路跑六个小时的路程，我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当天深夜十二点多。无他，贵国国庆之扰民已蔓延到河北和内蒙交界处。车行至集宁地界，临近一个服务区，突然堵住不动，前面都是体量庞大的载货卡车。我以为前方有车祸呢，谁知等了一个多小时仍不见挪动。问了从前方车阵中艰难挤出来的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说是为配合当日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国庆演练，外地货车不让进京，怕都堵在进京入口，就从河北，从内蒙开始截。问题是，没人告诉这些司机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如果被堵的地方不临近出口不临近服务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傻等着。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说，有可能堵一天一夜。

没办法，贵国就是如此心虚，假想天下人都是恐怖分子，人人存心破坏国庆。我们退回一截，下高速，走国道奔山西，绕了将近两百公里从大同上另一条高速。车行到河北，照样堵，原因同上。车的缝隙间是当地农民骑着小摩托卖热水卖方便面，看来要在高速上过夜了。去服务区买面包，遇到个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经我们一再询问，他说有条垂直高速公路的小路可以折回去，走另一条路奔八达岭高速。天黑透了，我们又做贼似的左冲右突，忐忑地驶近一条我们也不知道是否畅通也没把握通向哪里的小路。

在距京一百公里的地方，继续堵，堵一会动一段，说是进京入口逐车检查。查吧，我反而不着急了，因为约好的康巴行同志们返京重聚饭局早就接近尾声了吧。比较郁闷的是，既然国庆演练，既然限制车辆进京，为什么不像雨雪天大雾天那样干脆封闭高速公路，那样的话我堵在任何国道、省道上都自认倒霉无话可说。难不成贵国交通部门下作到又想限行又舍不得不菲的高速费？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彩彩排，内蒙的高速公路就动弹不得，这蝴蝶效应也太惊悚了点。

进入北京城区的时候，满街灯火，但人烟稀少，群众估计都自动绕行彩排，憋在家里看电视。我突然觉得生活还是有些盼头的，毕竟我在十几个小时的走走停停中回来了，那些大货司机只能在秋夜的冷风中端着二十块钱一碗的泡面睡在驾驶室了。毕竟，离建国七十年还大老远的，十年折腾一回，忍忍就过去了。但愿吧。

    
很久很久以前，康巴藏区阿须草原上有个放牧的藏族孩子觉如，他戎马一生，统一多个部落建立岭国，惩恶扬善，造福黎民百姓，被称为格萨尔王（相传他是藏传佛教连花生大师的化身），成为藏人世代怀念、至今尊崇的大英雄。关于他的故事千百年来在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的广阔藏区口口相传，这种传播方式令故事的版本、内容不断丰富，成为迄今世界上篇幅最长、仍在流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1
八月的川藏线上野花满山、湖泊澄净、水草丰美、牦牛肥壮，作家阿来开着越野吉普，与20多位媒体记者一道从成都出发，经康定、道孚、甘孜，直奔格萨尔的故乡——阿须草原，其间穿越二郎山、折多山、塔公草原、玉龙拉措圣湖。与蜿蜒崎岖的路况相伴的是沿途绝美的高原风景，随着车窗外藏人聚居的乡村、城镇逐渐清晰，康巴风土人情扑面而来。为了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格萨尔王的故事，他曾数次前往康巴藏区搜集资料、拜访说唱艺人、亲近山川河流。如今，新作《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付梓，在阿须草原上伫立的格萨尔像前，他手捧哈达面带虔敬，献上哈达的一刻也便了却萦绕心头的夙愿。于是，他称此行为“还愿之旅”。
一路上阿来时常扮演“独行侠”，偶尔路上停车休整，他会扛着照相机、三脚架离开大部队，用镜头瞄着花草牛羊雪山圣湖，似乎他与一朵野花一头牦牛更有话说，“我不太喜欢‘群众运动’，独来独往多好，就像我写小说一样”。在阿坝藏区马尔康县长大的他到了康巴地界像是倦鸟归林，精气神十足，三四千米的海拔全不当回事。
阿须那夜，阿来住在巴伽活佛家的藏式客栈。外面的雨声和犬吠时断时续，屋里灯光昏黄，映得四壁彩绘神秘悦目。晚饭时他喝了青稞酒，还信口唱起西北花儿，像是意犹未尽，点上一支烟，他仿佛说唱艺人似的打开了话匣子……

2
阿来并不觉得自己重述《格萨尔王传》有什么意外，“我是藏族人，从小就听过格萨尔王的故事。虽然童年正值文瑞脑消金兽革时期，当时这些传说被禁止讲述，可格萨尔王对藏族人来说太重要了，哪怕不是听说唱艺人讲，断断续续零星的故事仍旧听得到。比较系统地了解这部史诗，则要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格萨尔王的故事再度在藏区流传，政府也做了一些书面整理的工作”。
踏上文学之路的他对这个题材更加感兴趣，“这个题材之所以吸引我，是我可以借‘重述’实现对历史、对藏族文化的重新认识。”不过他从来不是着急的人，对待写作尤其如此，只是静候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写《空山3》的时候，他开始考虑“重述”的事情，《空山3》的写作进入尾声，这个念头愈发强烈，他知道是时候了。“大致的故事框架我早就心中有数，格萨尔从天上下界、拯救百姓、建立国家、征服四方、功德圆满、回复天界……我主要是在细节上下功夫，从古至今，格萨尔王的基本故事差不多，不同的说唱艺人却能说出不同的效果。”他所理解的故事讲得好不好，第一是情节是否生动，第二是有没有意味，语言好不好，毕竟故事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另外他也看重故事里有没有思想。
动笔之前，他做了大量案头工作。百多年来，国内外关于《格萨尔王传》的研究成果很多，藏区也有不少史料，这些需要仔细研读、拣选、核实，才能接近历史，接近故事原貌，为此他至少读了上百本与此有关的书。“像这样高度虚构的史诗，有些内容其实可以与历史对照，就像《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对照。《格萨尔王传》的还原难度在于它没有一个《三国志》那样的史学底本。崇拜是抽象的，如果‘重述’回到学理层面，就要把崇拜放在一边，何况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消极的东西，藏文化也一样。格萨尔王的故事发展到后来，宗教因素越来越多，我得在写作中调整进而还原。”他解释说，一方面要还原《格萨尔王传》与历史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把后来宗教色彩浓厚的史诗还原（接近）到它最初产生时的民间色彩上，“淡化宗教色彩，甚至还有些反宗教的意味”。
为了找到适合史诗题材的叙事语言，他翻阅了《伊利亚特》、《奥德赛》等欧洲史诗，参考它们的文体，“我们今天的有些小说，叙述方式好像明清话本，我不想用这样的方式‘重述’，太油滑”。他还参考了不少历史著作，因为“叙述上很大气很沉稳”，《圣经》、《古兰经》他也读了一遍，“那里有简洁、诗意的历史”。
相较西方小说而言，他觉得中国小说的空间感比较差，“我希望我的小说有空间感，这是需要亲自游历才能实现的”。三年里，他一趟一趟地往康巴藏区跑，除了此次“还愿之旅”所到之处，他还去过德格、白玉、色达等地，遗迹、传说就在高原山水中，在普通藏人的讲述里，“这里我已经是第三次住了。”他指指阿须这家藏式客栈的天花板。
分布在藏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是他重点拜访的对象，听他们边说边唱，询问他们的身世、生存状态，“时代变了，如今的说唱艺人群体呈现萎缩的状态，他们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他无奈地说：“当然我拜访的不止是说唱艺人，你知道，在中国，不管多么偏僻的地方总有些热爱地方文化的人，我也去拜访这些人，看他们写的文章。这些传说连同这些地理信息，风土人情，在我脑子里逐渐形成一个立体的概念。现在一说起阿须啊道孚啊德格啊，我脑海中就浮起一幅立体的地图。”
他非常抗拒“采风”的提法，“那意味着点到为止，采风已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非常形式主义的词。我更愿意把我的前期准备称作‘田野调查’，我是在做学术研究，虽然我不是学者。就像台湾学者王明柯那样，我读了他的《羌在汉藏之间》、《寻羌》，觉得我的前期工作方式和他类似。
长期酝酿的腹稿加上充分的准备，一待动笔，他写得很顺畅，“我写小说从来都经过深思熟虑，准备的时间会比较长，写起来没什么困难和顾虑。”

3
地理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言而喻，藏区广阔、久远的土地滋养了《格萨尔王传》这样规模、气概的史诗。千百年来，关于格萨尔王的传说被无数说唱艺人不断丰富也被一代代藏人不断演绎，面对庞杂的线索、故事，该如何取舍？“这我不担心，不管这些故事流传多少年，有多少个版本，它的核心部分是不变的。我需要的素材恰是这精彩的、大家公认的部分。”阿来很清楚一种口传文学历经世代传播会有文本上的变化，在全世界范围莫不如此，“打个比方，你今天上班路上看到街头两辆汽车刮蹭，就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为了故事好听难免添油加醋，这是人讲故事的天性，经过几个人转述，这个故事再传回你这里就会十分离奇。格萨尔王的故事流通过程也是如此，细节因每个说唱艺人的才情和语言感觉不同而不同。”
在《格萨尔王》的叙事结构上，他没有止步于对格萨尔王的故事的重新讲述，他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史诗《格萨尔王传》为底本，按照时间顺序写格萨尔出生、成长、降妖除魔、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另一条线索则写到活在当下的说唱艺人晋美的经历，如很多说唱艺人获得说唱格萨尔传说的能力是靠“神授”一样，晋美也是不断在梦中和格萨尔对话，“既然这是一部至今流传的活史诗，那今天的艺人也还是可以和他在梦中交流，晋美所处的社会和格萨尔王所处的时代肯定天差地别，我通过对晋美生活的描述，意在把今天的藏人生活和格萨尔时代做一个对比。通过晋美梦里梦外的讲述，来审视这些变化。”这种双线索的结构是他动笔前就想好的，“写小说讲究的是外在形式，也就是结构，还有语言。中国小说历来对结构不很重视，其实每一种故事都有它最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就是结构。重述格萨尔王的故事，就要确定一个恰当的叙述框架，这很费脑筋。”
他表示，书中所写的格萨尔王就是他心目中格萨尔王的样子，而书中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当代说唱艺人晋美就是他自己，只不过，“晋美神采飞扬的时候是我，无力的时候不是我。”他笑着说。
刚刚在北京举行过全球首发式的《格萨尔王》是以“重述神话”项目最新作品的姿态出版的，这个项目的中国部分已先后推出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和李锐（与蒋韵合写）的《人间》。早在该项目启动之前，计划重述《格萨尔王》的念头在阿来心中酝酿已久，“是这个项目遇到了我，在《空山3》即将完成的时候，重庆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能重述《格萨尔王》”。在写作、出版过程中，他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作品的文字、篇幅都未受限制。出版方曾给他寄去这一项目此前出版的几部国内外作品，他一本也没看，“不想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不过，现在可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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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前，阿来是从写诗初入文学之路的，写了十多年诗，到1990年就不再写了。他不认为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小说语言有什么影响，写小说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开始，“我比较反对这种看法，谁谁写过诗，所以他写小说的语言就好。很多写诗的人语言很糟糕。年轻时我有激情，对世界的感受相对单纯，用诗来表达很合适，等到这世界和我自己都变得复杂，诗歌的容量就不足以承载我想表达的，想要塞到诗歌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很难保持诗歌形式上的完美。”
说到身为藏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话题，他觉得简单地看待少数民族作家“用本民族语言还是用汉语写作”是狭隘的，“我没有疏远自己的民族语言，我反而觉得自己的写作对汉语也是一种丰富”，他举了印度裔英国大作家奈保尔的例子，“奈保尔来自印度，他用英语写作却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对英语文学的影响和贡献有目共睹”。他非常欣赏奈保尔的作品，“他是十年来获诺奖的作家中我唯一喜欢的，他的短篇集《米格尔街》写得好极了”。
在今年4月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阿来以《空山》获年度杰出作家奖，在获奖感言中，他谈到了亟待对如今被赋予太多符号化、时尚化意义的藏文化“祛魅”的话题。时隔几个月重提此事，他依旧感触良多。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在他眼中是具体的存在，“是个名词，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在更多人眼中却把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作为一种抽象的象征，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再到《格萨尔王》，他的写作一直在努力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正如《格萨尔王》宣传文案中引述他的那句话，“要让大家对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达拉宫，还要能读懂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人的眼神。”他接着说：“今天的中国看起来是多元社会，可是在多元的名义下，我们对多元的理解却未必准确。我不想笼统地谈文学的责任，只说我个人的文学观念，就是我的写作是对藏文化祛魅上的一种努力。这与我的身份有关，也与中国的现实有关。能用文学做一些工作，这让我觉得有意义。”他说，时至今日了解西方的方式很多，留学、考察、旅行，但他是通过文学去了解法莫道不消魂国、英国、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多出国机会，用文学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不失为一种捷径。我既然有能力站在藏文化和汉语文化之间，不妨用写作来做些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不得了”。
这些年来他的写作始终不离藏文化、藏族主题，这固然是他得天独厚的“富矿”，但也不免引致“还能开采多久”的疑问，对此，他显得很释然：“藏文化这座富矿，资源多得很，我能开采，别人也能，我不担心枯竭。关键看采矿的人有没有想法，我有我的采法，哪怕别人采过的我也一样能采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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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文学创作总是和影视关系密切，一本小说若“触电”，时常会带来更广的影响和更多销量。《尘埃落定》曾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但阿来对影视和文学的关系不置可否，“电视连续剧《尘埃落定》和我没什么关系，拍得好与不好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小说品质。我不关心电视的普及面，哪怕它对图书销售有用。我希望真正喜欢读小说的读者来读我的书，而不是被电视吸引才来看，我不会让读者失望。我的小说里会有电视和好莱坞大片不能给你的东西，我的形式感，我的语言，只有我的小说里才有。”
亲自上阵改编自己的小说？他更是从未想过，“我可能永远不会做影视编剧，除非我直接写剧本，而不是从小说改编。为什么要把同样的故事讲两遍呢？”他觉得自己的作品似乎也不容易被改编成影视剧，“那差不多要推倒重来”。他完全承认今天的影视对文学的冲击客观存在，“影视的内容是从文学派生出来的，何况它还可以借助现代科技增加表现力，会把文学中容易表达的部分拿走。今天的作家确实要好好想想，小说里还有什么是影视无法表达的。如果小说写得和影视剧本差不多，写小说干什么？如果小说的内容都能拍出来，小说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强调，至少在十几年前他就这么想，意识到小说的不可替代与局限之处，“我承认小说的局限，但会在写作中尽量减少这种局限”。
他也上网，看看新闻而已，“根据我的小说观念，起码从文学意义上，网络出现至今对于写作尚未提供什么有建设性的东西”，他还开了博客，虽然有点不情愿，但他很反感为了点击率就如何如何，“既然已经有博客了，我会十天半月贴一篇文章上去，说说自己想讲的话。中国这么大，网民那么多，总有同气相求的人。”
他说他一年里总有四五个月要往外面跑，藏区对他的吸引力是城市生活无法替代的。其他时间，他在成都当作协主人比黄花瘦席，读书，写作。36岁从牧区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如今也有十多年，却几乎不触及城市题材的写作，读者可能有一天读到他写的城市小说吗？“可能性当然存在，毕竟我在成都生活这么多年。作家的任何一种生活体验都不该浪费。但我不会很快去写城市，今天中国的城市变化太快，我需要更长时间沉淀。现在我们觉得很大的事情，隔着时间，放在历史里回头去看，可能也不算什么”。
完成《格萨尔王》的阿来显得很轻松，他说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自己的任务就结束了，“我不操心这本书进入社会、进入市场后的命运，现在我的脑子里一点也不愿意多想这本书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想多写。不是没有遗憾，可是有小小的意犹未尽也很好啊，读者也会觉得余韵悠长。”他也不想过多考虑下一步写什么，“先歇个一年半载再说吧”。

晨曦中的炉霍藏族村落

岔岔寺

岔岔寺对面的彩虹

阿须的格萨尔像

格萨尔像前的龙达



格萨尔纪念堂前的经幡

雀儿山脉下的德庆寺





道孚藏居



藏居内的彩绘木雕

道孚的火烧云

玉龙拉措的风马旗

阿须草原的野花

甘孜的青稞丛

格萨尔纪念堂前的狗，藏区少见的温顺

看守加油站的狗，凶

甘孜的牦牛

岔岔寺前的两只狗，右边的像狮子

玉龙拉措的花，像钉在草原上

康定城边献上青稞酒的藏族美女

阿须乡的一家人，母亲和一对子女，后边是被藏人救治养熟的宝贝藏羚羊

巴伽活佛的侄子，在阿须乡的向导、导游，我们就住在活佛家的藏式客栈

格萨尔像前煨桑祭拜的藏族老人

岔岔寺里用酥油和面做藏式供品的喇嘛

玛尼干戈路边人家

拍花的阿来